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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论温州模式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

---------来源:作者本人     作者:马永福 项宏志     人气:
简论温州模式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
——以乐清为例
马永福  项宏志
 
 
内容提要 “温州模式”令温州经济蓬勃发展,市场供给极大丰富,人民群众迅速致富,如今已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典范。“温州模式”的最可贵之处在于,温州人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,这与温州的地理环境、历史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。而乐清是温州经济模式的发祥地,地理环境在温州又具有典型性,因此,透过乐清我们就可以发现“温州模式”产生的真正原因。
关键词 温州模式  乐清历史 地理环境人口迁徙 永嘉学派 
作者马永福,乐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从事人文研究工作;项宏志,乐清市宣传部副部长,乐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。(乐清 325600)
 
据最近资料统计,温州全市工业年产值2000多亿元,温州人在外所办企业实现的销售额亦超1600亿元。近两百万温州人在国内经商,目前拥有1000多亿元固定资产,兴办企业近4万家,同时,有50多万人“闯荡”海外。而乐清是我国市场经济发育最早、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,到2007年乐清工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,成为温州市首个工业总产值超千亿元的县(市)。
乐清民营经济发展如此神速,令人震撼。人们不禁要问:乐清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等程度的?因此,要了解“温州模式”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,就首先要分析乐清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渊源。
 
一、艰苦的生存环境铸就乐清人吃苦耐劳、勇于开拓的坚韧品格
古代乐清不过是一个偏于东南一隅的荒僻之地,处于中原文明的边缘,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理环境。在历代朝廷的视野里,这里没有可利用的重要资源,明朝以前又不是军事要塞,跟温州其他县市如平阳、苍南、瓯海等地非常相似,素有“七山一水二分田”之称。
早在五六千年前,乐清各地小平原仍淹没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下面,先民们聚居在高于潮位的沿海山坡上,自然条件十分恶劣,他们以采集、捕获海生动物为生。高风险的生存条件,造就了乐清人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性格,这是乐清人文积淀最基础的因子。东晋宁康二年(374)乐成建县后不久,天灾接踵而至。太元十七年(392)六月大风雨,海水倒灌,乐成等县淹死了许多人。东晋元兴元年四月,永嘉郡大饥荒,“人相易子而食”。南朝刘宋大明七至八年,永嘉等郡连续两年大旱,人口饿死达十分之六七。唐高宗总章二年(669)六月,飓风暴雨,海水倒灌,永嘉(今温州市、含乐清)、安固两县被冲毁民宅6848间,溺死9070人,受损田禾4150顷,朝廷遣使救灾。北宋咸平年间大旱,饿殍遍野。乐清历史上,洪涝、台风、地震、旱灾、瘟疫、海水倒灌、山体滑坡、虎狼伤人、兵火盗贼等灾祸不断。从公元1291年至1911年,有记载的洪涝风灾达78次。至民国时,乐清人的生存条件仍然非常艰难,人均耕地仅亩余。到了上世纪70年代,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,乐清资源愈显贫乏,人均不到4分地,生活非常贫穷。
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压垮乐清人,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,使这里人的文化精神烙印着山和海的“遗传”基因。三面环山让乐清人有了山里人的耿直、勤劳、朴实和坚韧;一面靠海又让乐清人有了渔者的精明和大胆,特别是时时刻刻的赶潮意识,成为沿海乐清人的生存基因。乐清人有句老话——潮涨吃鲜,潮落点盐。这里的生存准则就是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付出劳动,努力干活,错过了潮水,就打不到鱼;打到了鱼,不及时赶上潮水运回来也不行的。这种赶潮流的意识,生存的紧迫感培养了乐清人文化精神里一种及时把握时机的理念。
那时由于陆路交通闭塞,航海技术落后,乐清处在一个半封闭的濒海地带,使得长期以来远离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造成了所谓的“天高皇帝远”的状态,传统的思想束缚与封建政治控制力度相对薄弱,社会氛围相对宽松,自由度较大。
建国后,交通状况虽然有所改善,但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,国家在温州地区基本上没有投入,国营和集体工业基础薄弱,周围又没有大城市可依托,二、三产业非常落后。因此,乐清不可能依赖国家,也不可能依赖几分薄田。但正是这种艰难的生存环境,造就了乐清人吃苦耐劳、勇于开拓的精神品质,提高了自力更生,自谋出路的能力;正是由于“天高皇帝远”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约束较少,敢想敢创。许多农民不远千里,到处闯荡。福建、江西、新疆、内蒙、西藏等地都留下了乐清人艰辛的足迹,他们在外什么苦都能吃,什么活都能干:做木工、泥水工、修理工以及弹棉花、补鞋、油漆甚至捡破烂等,正如本地有句俗话:跑过码头受过难,唱过“莲花”(唱道情)讨过饭,正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。
到了60年代末,中GONG中央发布了828命令,要求边疆加强战备,疏散迁回外出务工人员回乡。回乡后的人员又面临着起码的生计问题,但这些人员毕竟闯过码头、见过世面,他们把在外得到一些商界信息,带回家乡,从小打小闹开始,在家里搞起了小五金、小电器、小塑料、小加工等行业,尤以柳市一带最盛。但在那个时期的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局面下,不允许个私企业的存在,更不可能让民营经济做大,他们就设法借巢生蛋,挂社队企业的牌子,实行挂户经营,实现私人和社队企业的合作,聘请科技人员和老师傅开始生产开关、按钮、交流接触器、矿灯配件、一些铜铝件和触头,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。这种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方式在夹缝中得到了生存,乐清民营经济在文革的动乱中悄悄地萌芽。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,乐清人更是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敢闯世界的魄力,冲破计划经济的樊篱,不断捕捉商机。经过几年的拼搏,乐清大地上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家庭企业和号称十万的供销大军,个私经济得到迅猛发展,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,破土而出。乐清经济发展速度一下子超越了内地,成为创造“温州模式”的发源地之一。
那么,同样内陆交通闭塞、生存环境恶劣的其他地方,如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地,为什么就难以产生民营经济这种模式呢?
乐清毕竟有一面临海,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,近可通往商贸发达的宁波、上海,远可通往厦门、台湾甚至日本东南亚。早在1876年,根据《中英烟台条约》的附约,温州就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。这使温州有着久远的经商传统、开放传统和手工业制造技能,而且有广泛的海外关系,因此商业文化或者说市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。许多以航海或讨海为生的乐清人,与外界有了更为广泛的接触,视野不断扩大,经商路子不断拓宽。有的甚至漂洋过海,到异国谋生。由此而日渐孕育了乐清人敢冒风险和善于应变的精神特征,一代一代地影响着乐清人,从而促进了乐清经济文化的发展。相比之下,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西南地区缺乏濒海的地理优势,加上当时陆地交通落后,他们与外界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显然不如我们东南沿海便捷。另一方面,那里地广人稀,他们可以靠土地维持温饱,外出谋生的愿望也就不如乐清人那么强烈,这也减少了与外界交流沟通的机会。因此,民营经济产生于乐清而不在西南等地,与地理环境、传统的经济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二、频繁的人口迁徙形成乐清人走南闯北、敢冒风险的人文精神
乐清,不但生存环境恶劣,而且自古以来人口迁徙频繁,百姓饱受颠沛流离之苦,这对乐清人的人文性格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早在西汉时期因闽越与南越之间战事,汉武帝把瓯越人悉数内迁到江、淮一带。离开乐清的瓯越土著成为安徽人,长期少数人居住的乐清,从此处于外来移民缓缓进入填充的半真空状态,今日乐清人几乎全是移民的后代。五代十国,中原处于分裂状态。闽越王王审知死后,其子孙内战不断。当时,乐清地属钱鏐吴越国,社会安定,山水相连,福建人有的直接迁入,有的辗转迁入乐清。乐清70%左右人口有福建血统,大部分姓氏是福建祖。而从这些福建祖追根溯源,乐清很多姓氏的起源还是在中原一带。宋朝靖康之难,赵构曾逃到温州,大批中原士人南下,他们带来了当时发达地区的传统文化,这一时期,乐清也逐渐出现了一大批名门望族。如,祖籍河南淮阳,陆续自福建迁入的乐清第一大姓陈氏一门,就出了清官陈求鲁,官至监察御史,升大理寺正卿。他为人明敏庄重、体恤民艰,长于理财。五代末年,祖籍晋阳(今山西省太原市)的王姓,辗转迁入乐清左原(今属四都乡)。其家族出了个南宋状元王十朋,是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、学者和教育家,他为官忠耿刚毅,清正廉明。蒲岐侯姓原籍福州,唐朝乾符五年(878),黄巢进军福州,侯氏先祖航海到缑山(在今蒲岐镇)之下,其后代侯畐,于宋淳祐七年中武举,后成为宋代民族英雄。南宋建炎四年(1130),宗室随赵构南渡寓居温州,绍兴三十年(1160)左右转迁乐成,有三派,即太祖派、太宗派、魏王派。南平赵伯药是赵匡胤七世孙,建炎二年(1128)中进士,名列乐清历代进士名录第二人。王派下的九世孙赵立夫,曾任刑部尚书,政声卓著。……
众多名门望族的兴起,使当时瓯越之地的乐清经济、文化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。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那只是昙花一现。但不管怎么样,当时的思想意识,政治制度、生产方式、商品流通等给乐清打上了很深的历史烙印,
到了明朝,由于倭患频发,乐清又多次遭到朝廷禁海和多次迁徙。清初,郑成功在东南沿海抗清,为切断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,朝廷颁布海禁令,乐清农、渔、盐生产悉遭破坏,人们被迫逃亡四方。期间由于战乱,人口进出频繁,乐清好长一段时间未得安宁。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统一,东南沿海的战事才平息,乐清海禁才结束。
频繁的人口迁徙,居无定所的动荡生活,这是后世乐清人看重血缘、亲缘,看轻地缘的人文历史根源,同时也形成了这里的人们无拘无束、独立思考、不满足现状的性格。来自各地的移民,也带来了当地的文化,使多元文化在乐清这块土地上得到了融合。另一方面,在明代洪武年间,为防倭患,朝廷在乐清盘屿建卫,改名为磐石。下设前千户所,千户所,蒲岐千户所。明代的军籍是世袭的,卫所兵有定籍,兵农合一,屯守兼备。这些来自各地的军士留在乐清,也带来了各地的文化,军士那种特有的强悍、粗犷、无畏的品性也不断影响着乐清人,敢于冒险,永不言败。
多元文化对乐清的经济发展和人文传承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人们摒弃传统的“乡土观念”,走南闯北,四海为家。无论到那里都能扎根,生存,发展。我们常听祖辈提起,他们在年轻时候就到过很远的地方去打短工、做小贩,有的甚至肩挑货物到上海、宁波、湖州等地卖小鸡、卖草席、卖烟筋等。早年虹桥、柳市一带的人沿着乐虹运河和乐琯运河,摇着梭船(舴艋船)到丽水进行货物交流,远可达龙泉等地。明朝有个关于高机与吴三春的美丽故事,说的是温州青年织绸师傅高机,到龙泉吴员外家当织绸师(相当与现在的技术员),后与吴主女三春相爱。这个故事也说明了乐清、温州人,为谋生不怕离乡别土、不怕吃苦的致富意识。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布全国各地,有的甚至漂洋过海,到国外求生,其中有些就留在国外已成了华侨。如今,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,约有30多万乐清人在国内经商,在全国各地累计投资达到700亿元以上,兴办企业近3千余家。同时,有上万“闯荡”海外的乐清人与其他温州商人,正在欧美开店办商场,圣保罗、罗马、莫斯科等世界大城市里赫然矗立着“温州商城”,为乐清、温州赢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
三、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不同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
或许有人要问,福建等许多地方的地理环境跟乐清也非常相似,有山也有海,那儿也曾有过人口迁徙,但为什么以民营经济为主的“温州模式”的发源地之一,会出现在乐清而不是在福建等其它地方呢?
当我们考察经济发展的得失的时候,发现地域文化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生活中起着至关重大的作用,一个强大的经济模式的背后都有一个先进的文化力作为其支撑,一个强大的经济模式发展到一定时期能否突破原有的定式,也取决于其背后是否拥有强大的文化力作为其支撑。换句话说,经济越发达,文化越重要。南宋时期以叶适为代表的“永嘉学派”(又称“事功学派”、“功利学派”等,是当时在浙东永嘉<今温州>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,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),提出“农商并举、义利并重”的观点,主张“以利致义”,讲究功利实用,与“重农轻商、重义轻利”的儒学主流观点直接相悖,不但在当时影响很大,而且长远影响乐清人的思想和行动,奠定了乐清人重实际、讲实利、求实效的思想文化基础。近代温州资产阶级思想家陈虬、宋恕、陈黻宸,世称“东瓯三先生”,提倡“齐商力、捷商径、固商人、通商法”,这些重商理念更是深入影响了这一带的人们。使乐清人首先找到了农商之间等值交换的一种行为准则,在乐清人的经济生活中,就演绎出了被外地人认为的“温州人的头发是空心的”。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,头发就应该是空心的。人类社会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初直至现在,乐清人吃苦耐劳、勇于创新、勇于创业;乐清人模仿力强、渗透力强,敢闯世界、活动范围大;乐清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,独立性强、竞争意识强,人人争当老板,这都无不与“农商并举、义利并重”的思想有关。正是这种思想、精神使乐清人脑子里充斥着“无利不起早”、“平安二字值千金,冒险半生为万贯”等朴素的市场观和价值观,正是这种思想、精神支撑了乐清温州乃至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,换句话说,“农商并举、义利并重”成为了温州经济发展模式的文化精髓,支撑了经济的快速发展。相比之下,福建等地缺少了这种地域文化背景,经济发展模式也就不一样了。
又如青岛和温州就是两种比较典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。青岛区域经济主要靠国有大企业支撑,有海尔、海信等十大集团,他们的贡献占整个青岛经济的50%以上;温州区域经济主要靠小企业支撑,温州有近10万家中小企业,他们对温州经济贡献率高达90%。而他们那里的地理环境与乐清温州也差不多,海上交通比温州更为优越,民营经济却不如乐清温州发达,这又是为什么呢?一方面于国家对青岛有较多的投资,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群。但从文化渊源来看,更重要的原因是,青岛作为山东的一部分,作为孔圣人的故乡,儒家文化的气氛比较浓。但浙东的永嘉学派作为儒家学派的一个分支,其主张则完全与之对立。儒家主流学派提出的“君子喻以义,小人喻以利”, “程朱学派”的“穷天理,去人欲”, 倡导的是“重农轻商、重义轻利”的观点。因此,在青岛那种浓厚的孔圣人的儒家文化氛围里,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一线工人,他们的眼光和胸怀都比较远大,个人小利比较淡薄,容易满足现状,这些国有企业从职业经理人到各层次的员工缺乏自我创业的冲动,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就比较滞后。
而乐清温州则不同,作为海防前哨,几十年的计划经济,国家投资很少,国有企业也就少。在改革开放之初,眼看着没有大机器、没有大烟囱的经济发展就面临着绝境。然而1600多年前就业已形成的永嘉学派对乐清、温州人的影响极其深远,使乐清人更早地有了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,激发着乐清人为了生存而自己创业的欲求。这种文化使人具有较强的创业意识和打拼精神,乐清人正是以这样的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,自发地形成了“以商带工”、“小商品,大市场”为特征的温州模式,推进了温州经济的快速发展。因此,由于温州、青岛两地区域文化的差异,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。
乐清人继承和发扬了瓯越文化中重商勤奋的传统,不甘贫穷,艰苦创业,顽强拼搏,敢想敢闯,敢为天下先,开创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先河,成为“温州模式”的发祥地,另世人刮目相看。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完善,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,“温州模式”的局限性也愈益突出。原先这种以亲缘为维系的家庭小企业,与现代企业表现出不适应性,特别是一些以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,自主开发能力弱,科技含量低,面临淘汰的危险。虽然好多企业已经上档次上规模,但我们还要看到某些企业主缺乏现代管理的理念,难成大气,尚停留在封建小农意识的层面上,个体本位比较突出,目光比较短浅,只是以眼前利益为追求目标,这种现象与南宋以来,“永嘉学派”所形成的地域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。注重“当下”和眼前,不太看重将来,急功近利。只讲“实践”,不论理论,凸显出瓯越地域文化的一种缺陷,而这些缺陷,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与创新,成为企业做强做大的瓶颈。
因此,面临新的挑战,我们既要传承瓯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,丰富温州历史文化内涵,又要与时俱进,融入现代化企业的创新理念,切实推进企业文化建设,使乐清、温州民营企业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。
 
 
参考文献:
1. 道光《乐清县志》,乐清图书馆藏。
2.周星增、陈俊贤《温州探秘》,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。
3.郑学益、张春晓、张亚光:《中国民营企业启示录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。
 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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